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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可以，但议政会有不同的派别。如果别人不支持的话，那么这样的政策便无法通过，”赵烈文道。

　　“这就好像朝堂议事，有时候各派意见不同，也会争执不下。传统地办法就是由皇帝来决定。”曾国藩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共和：“以前明为例，前明的皇帝做决策时。自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，或者是偏向某个派别，无论怎样选择，总会引起另外一个派别的不满，以为皇帝是偏袒那个派别。”

　　“不错，若君王强势，自然好说，若君王暗弱，问题就来了，一方不服，自然会想办法打击另外一方，这就是党争，可怕的是，党争的胜负依然是某个人的意志，譬如天启信任魏忠贤，阉党自然取胜，崇祯登极以后，阉党又会倒霉，”赵烈文也拿明朝的事情来解说，其实他们都知道，无论放在哪个朝代，都是这样的，就好像清朝的汉臣和满臣之间地差别，只能是满臣有利，不过这种有利已经成为常态，大家都已经习惯了。

　　“而共和制则不同，争执得再厉害，也只能通过投票来解决，议政会十三个省和京都的上百位议员，一人一票，支持者多，则通过，支持者少，则不通过，谁都无话可说。”

　　“但是在投票以前，还是可以想办法打击那些反对者啊！”刘蓉还是觉得不以为然。

　　“当然，冯桂芬就曾说过，每种制度都会有其缺陷，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弥补这种缺陷，但按照制度执行，总有规律可循，也就是说未来是清晰的，而以人的意志特别是某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，风险就很难控制。”

　　“《共和说》中强调多数人的选择，比如大的决策由议政会投票作出选择，议政会议员又要经过地方议政会投票选出，地方议政会议员则要经过当地乡绅的选择，冯桂芬认为不排除某个集团可以控制或联合大部分的议政会议员，比如东林党曾经名动天下，那么至少这个团体作出地决定，应该是维护他的团体的利益，由于这个团体是不同地方选出来的，那么他就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地方的利益，那么这个决策便是通过了，也是可以地，至少符合大部分地利益。”

　　“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联合大部分的议员，那么就可以让制台大人做共和政府地首脑？”刘蓉难以置信地问道。

　　“是的，《共和说》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，譬如议政会提出谷物的税收降低而小麦的税收提高，对南方有利而对北方不利，通常情况下代表北方的议员会反对，代表南方的议员会支持，如果是传统的办法，大明皇帝很可能支持考取进士更多的南方，显然南方人在官僚体系中的人多，也可能支持他更亲近的北方。”

　　“但是在共和体制中，议员是不同地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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